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1]），唐朝第二位皇帝，在位23年，年号贞观。名字取意“济世安民”，陇西成纪人（天水秦安）。[2]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书法家和诗人。生于开皇十八年（599年），早年随父亲李渊进军长安于618年建立唐朝，他率部征战天下，为大唐统一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秦王、天策上将。626年玄武门之变夺位登基后，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他虚心纳谏，[3]厉行俭约，轻徭薄赋，使百姓休养生息，各民族融洽相处，国泰民安，对外开疆拓土，攻灭东突厥与薛延陀，重创高句丽，设立安西四镇，被各族人民尊称为天可汗，为后来唐朝全盛时期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础，“功大过微，故业不堕”，为后世明君之典范。[4]庙号太宗，谥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葬于昭陵。
早年经历
唐太宗李世民，据唐朝史记记载：太宗皇帝是开皇十八年12月戊午（公元599年1月23日）出生于陕西武功别馆（今陕西省武功县），是唐高祖李渊与窦皇后的二子。隋朝末乱世，李渊和李世民父子趁势于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兴建唐朝。
公元617年（大业十三年）六月，与其兄李建成率兵攻西河（今汾阳），首战获胜，促使李渊决意西向关中。李世民任右领军大都督，统右三军，封敦煌郡公。不久攻克长安，立杨侑为帝，遥尊杨广为太上皇，杨侑被封李渊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公。
公元618年（义宁二年）三月，李世民为右元帅，封辅祭国公。
同年五月，隋恭帝杨侑禅位于唐朝，唐王李渊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唐朝，改元武德。武德元年，以李世民为尚书令、右翊卫大将军，进封秦王。武德四年被封为天策上将。
唐朝建立以后，为统一全国，先后进行了六次大的战役。这六个战役李世民就指挥了四个（其他两个战役是由李孝恭、李靖指挥的平定江陵梁王萧铣之战与平定江淮辅公祏之战），全部取得了胜利，为唐朝立下了赫赫战功：
李世民的爱马“昭陵六骏”之飒露紫 李世民的爱马“昭陵六骏”之飒露紫
第一次是对陇右薛举父子集团的战役，唐武德元年，薛举率军进攻关中，双方在现陕西长武县发生激战，由于李世民生病，刘文静不听元帅告诫而听殷开山之计，出战，被薛举所败，退回长安。但不久，李世民便在浅水原之战彻底打败薛军，消灭了陇东集团。
第二次，刘武周依附突厥，南下进攻唐朝，攻占了晋阳，李世民不畏艰险，终于击溃了敌人主力，并乘胜追击，两天不吃饭，三天不解甲，一日八战，八战皆胜，彻底消灭了敌军，收复了丢失的土地。
第三次是对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战役。这次战役规模为唐统一战争中最大的。在这次战役中，李世民先将王世充击败，围困在洛阳，令其无粮草供应，待其自毙。就在洛阳将下未下之时，河北的窦建德军10余万众号称30万为救援王世充，突然出现在唐军背后，李世民力排众议，亲率3500人在虎牢之战中大败窦建德军，生擒窦建德。洛阳的王世充也只得投降，这次李世民一举两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第四次是平定刘黑闼的战役，刘黑闼是窦建德的部下，他打着为窦建德复仇的旗号，在河北起兵反唐。李世民指挥了平定其第一次起兵的战役，仅仅两个月就取得了胜利。
李世民自此威望日隆，尤其是在虎牢之战后进入长安时，受到部分军民以皇帝的礼仪招待。武德四年冬10月，封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食邑增至二万户。高祖又下诏特许天策府自置官属，俨然形成一个小政府机构。
李世民在战斗中注重战前侦察，虽屡次遇险，但每次战斗都能作到知己知彼，善于制造战机，当敌强我弱时，他经常用“坚壁挫锐”的战法拖垮敌人，战斗中身先士卒，亲自率领骑兵突击敌阵，胜利后勇追穷寇，不给敌人喘息之机，因此获得了每次战役的胜利。在统一边疆的战争中，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明于知将选拔良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李世民用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为大唐盛世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登基
玄武门之变发生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月4日（626年）。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并立世子李建成为太子。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的谋略，李渊曾答应他事成之后立他为太子。但天下平定后，李世民功名日盛，李渊却犹豫不决。太子李建成随即联合四弟齐王李元吉，排挤李世民。李渊的优柔寡断，也使朝中政令相互冲突，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李建成曾经下毒害李世民。武德九年，突厥犯边，李建成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借此要把握住秦王的兵马，并准备在昆明池设伏兵杀李世民。太子府率更丞王晊把这一密议告诉了秦王。李世民在危急时刻决定背水一战，先发制人。抢先一步杀死大哥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3天后（癸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诏曰：“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2个月后李渊退位，李世民登基。唐太宗即位后，居安思危，任用贤良，虚怀纳谏，实行轻徭薄赋、疏缓刑罚的政策，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终于促成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升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时代最著名的“治世”。贞观四年（630），唐太宗遣李靖平定东突厥，俘虏颉利可汗，解除了北边的威胁；九年，平定吐谷浑，俘其王慕容伏允；十四年，又派侯君集平定高昌氏，于其地置西州，并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置安西都护府。唐太宗对东突厥降众及依附于突厥的各族执行比较开明的政策，受到他们的拥戴，因而被尊为“天可汗”。十五年以江夏王李道宗送文成公主和亲于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发展了汉、藏两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但唐太宗晚年还亲征高句丽。唐太宗最初立长子李承乾为太子，后来又爱重第四子魏王李泰，李承乾由此产生了夺嗣之惧，企图发动政变刺杀李泰，没有成功，被废为庶人。唐太宗为防止身后发生兄弟仇杀的悲剧，贬魏王李泰，改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即以后的唐高宗。
武德九年（626年）8月，因唐朝发生玄武门之变，政局不稳，东突厥伺机大明宫 大明宫
入侵，攻至距首都长安仅40里的泾阳（今陕西咸阳泾阳县），京师震动。此时，长安兵力不过数万，刚刚即位的唐太宗李世民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6骑在渭水隔河与颉利可汗对话，怒斥颉利、突利二可汗背约。《唐语林》记载唐太宗“空府库”赠予颉利可汗金帛财物，以求突厥退军，并与之结“渭水之盟”，唐太宗于629年八月任命李靖、李勣、柴绍、李道宗等为行军总管，出兵征讨东突厥。630年三月颉利兵败被俘，东突厥灭亡。
去世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唐太宗撰写《帝范》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得了痢疾（一说是服用丹药暴病），医治最终无效，命太子李治到金掖门代理国事。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廿六己巳日（649年7月10日）李世民驾崩于终南山上的翠微宫含风殿，享年50岁，在位23年，初谥文皇帝，庙号太宗，647年加谥文武圣皇帝，749年加谥文武大圣皇帝，754年加谥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葬于昭陵（位于今中国陕西省礼泉县东北50多里山峰上）。
编辑本段为政举措政治
1。吸取隋亡教训
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李世民坐像 李世民坐像
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君臣和谐，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2。重视人才，从谏如流
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这既是“贞观之治”形成的原因之一，也是“贞观之治”的内容之一。他重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长孙无忌等能臣。太宗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李世民·蒙汉良篆刻 李世民·蒙汉良篆刻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3。政治清明
贞观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基本廉洁的时期，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尤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警告贪污者，而是以身作则并制定了一套尽可能科学的管理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管理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本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4。分权制度
政治上实行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三省六部制的实行，使宰相的人数比秦汉时期增多，便于皇帝控制。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唐太宗纳谏图》 《唐太宗纳谏图》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成功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853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
5。崇尚法治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他在位期间，推行府兵制、租庸调制和均田制，并积极推行科举制。630年，击败东突厥，被四方诸部尊为“天可汗”。641年嫁文成公主给吐蕃的松赞干布。
649年，命太子李治到金液门代理国事。李世民于649年7月驾崩于长安含风殿，享年50岁，葬于今陕西礼泉东北50多里的山峰上的昭陵。谥号为“文皇帝”。
唐太宗还精擅书法，以行书写碑，为后世鼻祖。著名作品有《温泉铭》、《晋祠铭》等。死后更以东晋书法大家王羲之所作《兰亭集序》为陪葬品。
在中国古代史上非常罕见。所以只有唐朝才能诞生专门的边塞诗派，诞生像“年年战骨埋荒外”这样的诗句。而至于“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生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种豪言壮语，则由于后世朝代偃武修文的风气，甚至成为了古代史上中国人尚武精神的绝响。尤其是贞观年间，大唐帝国四面出击，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1。第一个时期，全面扩张，四面出击。
贞观年间是唐朝拓边最猛烈的时期，也是获胜最大的时期。贞观年间，唐朝依次取得了对东突厥、吐蕃、吐谷浑、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高句丽、龟兹甚至可能还包括印度用兵的胜利。这些胜利奠定了唐朝300年的基业。颉利可汗恐怕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中**队活捉的草原帝国最高统治者。由李靖挂帅，唐军出击定襄，唐初少数民族分布 唐初少数民族分布
痛歼突厥，活捉颉利可汗，也是唐朝历史上拓边战争中最辉煌的胜利。颉利可汗被抓到长安。突厥是唐朝最大的边患，作为同时存在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遭到毁灭，建立单极世界就变得容易多了。唐朝的另一个著名将领侯君集奉命带兵修理骄横的吐蕃人。侯君集通过夜袭击败了吐蕃军，斩首千余。吐蕃军退兵后，松赞干布做了颉利可汗也做过的事：派使者谢罪求和。但是他没有放弃和亲的请求。可能是被他的执着感动，7年后他的要求终于得到了满足。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贞观八年634年，吐谷浑犯唐，唐军再次远征，途中缺水，就刺马饮血，终于袭破可汗伏允的牙帐，伏允丢下老婆孩子溜之大吉，不久在沙漠中被部下所杀。吐谷浑从此被纳入唐朝的势力范围。贞观十三年，高昌国失臣礼。高昌王麴文泰看到唐兵来得那么快，吓得大病起来，感到忽冷忽热，几天后竟然一命呜呼，由此作为第一个被唐军活活吓死的人而载入史册。
2。第二个时期，征战高句丽
到后来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时候，为援助处于高句丽和百济围唐太宗的“镜子”魏征 唐太宗的“镜子”魏征
困中的新罗（《新唐书》：“（百济）与新罗联合伐高句丽，取四十余城。发兵守之，又谋取棠项城，绝贡道”，新罗告急）并统一被高句丽据有的辽东地区（当时的“辽东”的概念略同于汉朝四郡的范围，即中国东北辽河以东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北部），唐太宗征讨高句丽，放话给薛延陀：我们父子都要去打高句丽，长安空虚，你要是不怕只管放马过来！薛延陀当时就吓得气短了一截（《旧唐书》载后来高句丽用厚利诱惑薛延陀叛唐，但是“夷男气慑不敢动”）。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军向辽东进军。唐太宗在路上对手下人说，四方基本安定了，就剩下这一块地方了，趁着我还没死，良将们还有精力，一定要解决掉。
夏季，徐世绩暗渡陈仓，突然出现在辽东城下，高句丽士兵大骇。营州都督张俭和优秀将领李道宗也率兵进入辽东，击败高句丽兵，斩首数千。四月，唐军攻破高句丽盖牟城，俘虏两万多人，缴获粮食十多万石。五月，另一路唐军从山东渡海攻破高句丽卑沙城，俘虏八千人。上百年来中**队第一次得以在鸭绿江边阅兵。
不久，李绩和李道宗所部进逼辽东城下。高句丽军数万来援。有人建议说高句丽军多唐军少，应该坚守。可是李道宗说高句丽人仗着人多以为我们不敢拿他们怎么样，我们就是要攻击他们，杀杀他们的锐气。李绩说我们被派来就是负责替皇上扫马路的。马路不干净，我们怎么能躲呢。于是唐军处于劣势却猛烈出击，高句丽兵始料不及，被冲乱阵型大败而归。唐太宗大军兵到后，把辽东围得水泄不通，日夜攻打。乘着刮南风的机会，唐太宗指挥士兵点燃城池西南楼，顺风放火。高句丽军抵挡不住了，辽东陷落。唐军杀高句丽兵一万多人，俘虏一万多人，此外还有百姓四万多人。
攻克辽东后，唐军继续向白岩城进发。乌骨城派兵一万支援，被唐军击退（此战唐军只用了800人）。六月，白岩城不战而降。唐军继续向安市进发。高句丽将领高延寿等人率领靺鞨、高句丽兵十五万来救援，被击败。高延寿向唐军乞降，来到唐军军营，一进门就跪下，挪动膝盖向前，拜伏在地。（《资治通鉴》上说“延寿、惠真帅其众三万六千八百人请降，入军门，膝行而前，拜伏请命。”）唐太宗对他们说：“东夷少年，跳梁海曲……自今复敢与天子战乎？”高延寿等人“皆伏地不能对”。唐太宗将降军中的高句丽军官、酋长三千余人虏往中原，其余高句丽人悉数释放。
安市城小而坚，在城主杨万春的抵抗下，唐军围攻数月不克。长孙无忌以为：‘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虏，众犹十万，若向乌骨，皆蹑吾后，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也。’”）而这种方式过去一直是唐军克敌制胜的法宝。最终唐太宗决定暂时停止这次出征。9月，唐军班师。这次征伐高句丽，攻克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迁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在唐军，战士阵亡的约2000人，损失最大是战马，损失了七八成。
此战虽重创高句丽，却未能灭亡高句丽。因此，唐太宗认为这战属于战败了，痛心地说：如果魏征还活着，肯定不会让我进行这次远征。但这战的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这是自三国时期毌丘俭攻破高句丽屠王城以来上百年中**队第一次真正战胜高句丽人，收复了今天辽宁一带很多南北朝时期被高句丽夺取的土地，为今后唐朝彻底征服高句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倒是有个印度的小插曲。王玄策作为唐朝的使者去印度。中天竺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劫持唐使。王玄策只身逃到吐蕃，借来吐蕃军和尼泊尔军向印度进发。连战三天，印度军大败。唐军斩首三千余级，水中淹死印度兵约万人。阿罗那顺弃城逃跑，副使蒋师仁追上并俘虏之。此外虏男女一万二千人，牛马三万余匹。
3。战略思想
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是唐太宗关于地缘战略问题的理性认识，是唐太宗利用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地缘关系及其作用法则谋取和维护唐王朝利益的战略思想。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是中国古代地缘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现代的独具特色的思想内容。
唐太宗在位期间国土广大，边界线绵延曲折，地缘形势复杂，并随时间推移而发展变化。历观这一时期唐与周边所发生的诸多地缘关系，既有与唐军事利益攸关的，也有与唐政治、外交利益攸关的，还有与唐经济利益攸关的，更多的则是几种利益兼而有之，错综复杂。唐太宗比较成功地处理了与突厥、吐蕃、高昌及西域诸国、高句丽、新罗、百济等国之间的关系。唐太宗的地缘战略思想正是在处理与周边地缘关系的实践过程中逐步产生、发展并走向成熟的。
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积极进取。这是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的最显著的特色，也是其思想中最成功、最可取的地方。唐太宗的雄大豪迈是历代许多帝王所不可比拟的，这也是他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是灵活应对。唐太宗在重大变故面前不惊慌失措，他能够依据客观形势和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从而较大程度地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
三是冷静务实。唐太宗鉴于隋亡教训，努力克服以往帝王急功近利、穷兵黩武的缺陷，注意结合现实需要，量力而行，在冷静分析的基础上推行务实政策；
四是措置有序。无论是北击突厥，还是西平高昌，尤其是经略西域，都是先急后缓、由近及远，有条理、有次序地进行，从中亦可见唐太宗地缘战略决策之成熟。
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是其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突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获得巨大成功，业绩斐然。史载：“（贞观十四年）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四年九月。）唐太宗的突出成就正在于他以超越前人的英武雄迈之气魄，重新开拓了中华民族的疆土，为后来中国版图的确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这一辉煌业绩的获得，是与唐太宗的地缘战略思想密切不可分的。即使今天看来，唐太宗的地缘战略思想里面也不乏可取之处。
重视文化建设：在文化方面有空前的发展，自李渊起，就极为重视藏书事业。武德三年（620），收洛阳“观文殿”、“修文殿”等处书籍、文物，有书8万余卷。贞观初，诏令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图籍，在弘文殿聚四部群书20余万卷，在弘文殿旁建“弘文馆”以储图籍。并任命虞世南、褚无量、姚思廉、欧阳询等充任学士，以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著名学者、硕学之士相继为秘书监，主管国家的图书馆和藏书事业，选五品以上工书者为书手，又在弘文馆设立检校馆藏的官员，将缮写、整理、校勘图书，藏于内库，以宫人掌管。官府藏书机构除“弘文馆”外，另有“史馆”、“司经局”、“秘书省”和“崇文馆”等，其藏书质量和数量远远超过前代，史称“群书大备”。晚年因连年用兵，营造宫殿，杂税日益苛重。[6]
不拘一格用人才，对人材的使用及领导达到了极高的境遇；
他独具慧眼，看到了个人力量的不足，充分认识到君王如石、良臣如匠，方有美玉问世，对大臣的各项进步之言豁达地予以采纳；
不独断专行、初步确立了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个政府机构之间权力分立、互相监督的政治管理制度，规定法令甚至包括自己（影响国家政策的那一部分）旨意需门下省审查副署后方可生效发布，保证了政策的可行性、及时发现并纠正。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不良政策对国家及人民的危害与影响；
认识到人命至重、不可妄杀的法政政策，规定死刑需三复奏（外地五复奏）复审批准后方可行刑，这就不难让人们想起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判死刑才29人、贞观六年（632年）全国死刑犯390人，太宗审查时令全部390人回家团年、待来年秋收后回来复刑，结果390人均准时到来、无一人逃亡。
太宗朝武功之盛，除对高句丽战争上没有取得战略胜利外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东突厥、吐谷浑、高昌、安西四镇、漠北薛延陀等），这与当时的国力、军队战斗力、整体战略、用人选将与配合默契、过程协调一致等重要因素是分不开的，因此在中华历史上的名将名相中，贞观朝占有相当的比例，在中华军事史上，贞观朝的战例也多被引用；
气吞天下的“天可汗”气质，李世民多次以少胜多，经典之役就是在渭水单骑吓退突厥10万精骑，就对比宋真宗在寇准一再坚持和请求下才勉强在大军护卫下到达澶州南城，而又要战战兢兢的马上要回去是何等的天壤之别啊！
胸怀大局、四海一统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太宗朝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四海之内只要知道中国的均努力内附，以唐为荣，乐不思蜀，他们不但同唐人一样可以自由自在的生存，还可以做官，著名的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思摩、执思失力、契芯何力、黑齿常之、乃至后世的高仙芝、李光弼等都为唐朝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他们身上正好反映出李世民民族政策的光辉，唐人、唐人街也正时那时繁荣富强、威甲四海、文礼之邦的生动写照；
完善科举制度、大力兴办学校、重视教育活动、普及官吏选聘、当时的国子学、太学之盛、地方也有不少学校，如此才不难想起当时的教化呢，同时当时的科举也规范化、考选公平，以进士科最为杰出，如此才有太宗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喜言“天下英雄、入朕彀夷”，唐朝的教育及科举为政治上提供优秀人才同文化精髓——唐诗及经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工书法、富文词，太宗皇帝个人修养及天赋极高，在书法同文词上也颇有名气，在他大力宏扬和鼓励支持下，才有唐代书法、文学、艺术之盛；
倡导廉政、节俭、朴素、重视农田水利，太宗朝在廉政建设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他并没有像朱元璋一样严惩贪官污吏，而是建立一个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中央领导班子、重视地方长官选举，当时朝廷中不少卿相家境贫困，温彦博、戴胄、于志宁、魏征、张玄素等等，再加上良好风气的宣传和行政监督，及时预防了官员犯错，因此当时的官员相当奉公守法、廉洁自律；太宗皇帝也比较注意节俭，不滥用民力、注意与民休息，当时社会形成了一种朴素求实的作风；太宗皇帝也相当重视农业，京官外巡回京太宗先问及此事，因太子冠礼与农时违背而更改；
对玄奘佛学的支持同西游的肯定，打通并维护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及东联新罗、日本，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文成公主下嫁吐蕃，使吐蕃从奴隶制社会迈入封建社会，开发并促进了西藏的发展；
虚心纳谏，重用人才，由于魏征直言相劝，李世民曾把魏征比喻成“知得失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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