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行采访回来没有几天，纪小川的一篇时评稿，又给自己惹了麻烦。
说起来，这篇时评，起因于一个很小的事件。这个事件，说起来也很简单，但谁也没有想到，它最后会发展成一个难以收拾的局面。
三天前，青山区城管大队几名城管人员在街上例行巡查时，逮住了一个在中山路上违规推着三轮车沿街卖水果的妇人。按照规定，自然是先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和经营设施，当事人再到城管队接受处罚了事。
当时，几个城管队员也没有多话，张罗着就要把三轮车往卡车上装。妇人先是苦苦哀求，但没有人理会，眼瞅着城管要把自己的三轮车弄走，妇人就急了。
妇人名叫张雪梅，今年四十三岁，是市酒精厂的职工。丈夫周铁牛，四十五岁，也是酒精厂的职工。几年前，酒精厂因经营不善倒闭后，全部员工下岗，每月发放200元的生活费。
在这之前，张雪梅的儿子还在义务教育阶段，费用并不太高。张雪梅自己在商场打工，周铁牛每天开摩托车接客，每月也能有二、三千元的收入，日子也还过得去。
去年，张雪梅的儿子升高中，考入了市八中。八中是省里挂牌的重点中学，学杂费一下子就长了数倍。虽然生活压力陡增，但张雪梅夫妻还是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原指望夫妻两人再咬牙坚持几年，等儿子考上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苦日子就熬到头了。不想三个月前，周铁牛突然病倒了。到医院一做检查，结果是肝癌早期。
周铁牛生病后，虽说有城镇医疗保险支付大头，但自费部分，对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周铁牛出院后，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在家养病。既要照顾丈夫，还得挣钱养家、为丈夫治病，张雪梅左思右想，最后才决定买一辆脚踏三轮倒卖水果挣钱。
三轮车是昨天才买的，花了800多元。今天生意刚开张，就被城管逮着了。
一辆三轮车，加上百多斤水果，总价值在千元以上。这样被城管弄走，无异于是割张雪梅身上的肉。张雪梅怎能不急，岂肯轻易放弃？
但张雪梅没有力量阻止几个年轻力壮的城管队员执法，三轮车很快被弄到了卡车上。双方纠缠当中，张雪梅被其中的两个人推了几下。情急之下，张雪梅抱住了一个城管队员的一条腿，顺势坐到地上大哭大闹起来，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围观。
被抱住腿的城管队员有些恼火，使劲地蹬着腿，试图摆脱张雪梅的纠缠，不想就踹了张雪梅一脚。也就是这无意的一脚，便被围观的市民视为城管动粗，顿时群情鼎沸，骂出许多难听的话来。甚至有人开始上纲上线，骂出的话，不再限于眼前的城管，而是渲泄对整个官场生态的仇恨。好在110警察及时赶到，才避免了事态的恶化……
这些情况，纪小川是在介入调查后，从当时身临现场的居民口中得知的，后来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录像中也得到了证实。
本来，这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张雪梅到城管队去认个错，交点罚款，也就结了。当天回家后，张雪梅对丈夫周铁牛并没有多话，只是说，三轮车被城管扣了，明天去取。
第二天上午，张雪梅去了一趟城管队。但张雪梅回来时，仍然是两手空空，并没有取回被城管扣押的三轮车。整个下午，张雪梅目光呆滞，一言不发。深更半夜时，便用一根绳子寻了短见。等到周铁牛发现时，人已经冰凉了。
法医验尸，结论是自杀。但同时注明，张雪梅胸部有一块乌斑，应属外力所致。这一下，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说起来，周铁牛本来就对妻子突然寻短见心存疑虑，一看验尸报告，便认定妻子一定是受了城管的欺侮、羞愧难当才寻短见的。
接着，周铁牛把自己的见解告知了周家和张家的几个兄弟姐妹。一番分析推理，众人便认定城管有逼良为娼之嫌，情绪顿时愤怒起来。最终商定，把尸体抬到城管队去讨说法。
纪小川接到线报赶到青山区城管大队时，就见城管队的大门前站满了死者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加上围观的路人，足有二三百人之多，场面闹哄哄的，把门前的街道堵得水泄不通。人群的外围，有一些警察在维持秩序。
一路亮明身份，纪小川终于挤到了大门前。
此时，城管队的大铁门紧紧关闭着，有几个妇人站在大门口冲着院内高声谩骂，言语不堪入耳。大门前的地上，摆着一副担架，上面盖着一块白色的被单，一个十四五岁模样的男孩披麻戴孝跪在担架前，泪流满面，无声啜泣。担架旁边站立的几个男人，脸色铁青，正在大声地狂吼乱叫……现场既凄凉又恐怖。
纪小川想，如果这时有人从大门内出来，不被这一群失去理智的人撕碎才怪。纪小川选了几个角度，拍了一组照片后，死者的家属便主动把他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乱嚷一气。费了好大的劲，纪小川才从他们的嘴里，大致弄明白了事情的来由。本想进院内找城管队的人采访，但喊了半天也没见一个人露脸，只得放弃。
接下来的几天，张雪梅的家属仍在坚持。大门到是没堵了，但在大门旁的人行道上搭建了一个灵堂。尸体没有火化，被装在一个停尸箱里，通着电制冷保存。
灵堂前的音箱，不停地播放揪心的哀乐。不时有人前来吊唁，随即又会响起一阵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哀嚎声。弄得城管大队的门前整天哀乐不停，鞭炮声、哭喊声不断，把一个执法部门闹得实在不成体统。
同时，纪小川也注意到，最近这几天，街上很少见到城管人员的影子，各种摊贩随意摆摊的现象多了起来。市民的议论比较杂乱、莫衷一是。有的说，没有城管不行，街道被弄得乱七八糟，像农贸市场一样，有损城市形象。有的说，没有城管更好，城管就是吃了没事干，只知道罚钱，不管百姓死活……
纪小川自然明白，不同的声音，发自不同的利益群体，相互很难达成共识。
从城管队打听到。这期间，市里组织了两次协调，但没有什么效果。城管方面，坚决否认有周铁牛所称的非礼、逼良为娼的情况。
一个副队长说，张雪梅来城管队后，我们的人只是要她交罚款了事，但她称没钱交罚款。不交罚款，当然不能放车。纠缠了好一阵子，她就回去了。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城管队可以给死者家属两万元安慰费息事宁人。
而周铁牛坚称，城管队有人对妻子非礼，这有张雪梅胸脯上的乌斑为证，由此也就不能排除有人想逼良为娼的情况。但人已经死了，他也不想多事。如果城管队想息事宁人，赔偿金不得少于三十万元。城管方面一听，自然不同意，称周铁牛想敲诈，最后连两万元也不同意出了。如此双方就僵住了。
纪小川关注的，自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城管队员在执法的过程中是否有过激行为，以及是否有周铁牛所称的对张雪梅非礼、逼良为娼的情况。
纪小川之所以有此怀疑，是因为他看过张雪梅生前拍的一些生活照。张雪梅生前，确实有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之貌。且她胸脯上的乌斑，也难免让人联想。
关于过激行为，公安方面调取了中山路段的监控，就是上面提到的那段视频，基本可以排除过激执法之嫌。
关于张雪梅胸脯上的乌斑，法医也无法判断是不是非礼所为。但可以认定的是，张雪梅死前24小时之内没有和人发生**关系。
问题是，城管方面也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毕竟张雪梅是从城管队回家后就寻了短见的，一个人总不会无缘无故就不想活了吧？
在纪小川看来，这又是一个糊涂官司。
判明是非，是警察的事，纪小川自然不会再跟踪采访下去，毕竟媒体不宜卷入是非之中。但透过这一事件，纪小川还是认为有必要做一篇文章，其目的，一是提醒城管队员文明执法，人性执法；二是提醒商贩依法依规经营，自觉维护城市市容；三是呼吁市民理性对待此类事件，避免矛盾激化。
可以说，这篇文章的立意非常正面，也很有现实意义，刊登应该没有问题。沈洁茹看了纪小川写的时评后，也大加赞赏。
但纪小川没有想到，文章按照审稿程序转到谭知耕手里时，就被他大笔一挥“毙”了，稿件退回。因为市委宣传部对这一类报道有明确的指示，就是慎重处理原则。
当然，谭知耕也知道，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管”就成了全社会愤怒声讨的对象之一。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
因为“城管”管理的对象，大多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商小贩，这些人的公共意识比较淡薄，哪里生意好做，摊子就摆到哪里，根本不管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对城市交通、居民生活，以及市容市貌造成影响。特别是一些烤红薯、烤羊肉串的摊点，把街道弄得烟雾缭绕的，附近居住的市民对此意见很大。
这种状况，城管不管当然不行。可管吧，这些人又都属于无业游民，其中还有许多是国企的下岗员工，靠这点小生意养家糊口。不让摆摊，就等于断了人家的生计。因此，一方是生活所迫，不得不为；另一方则是职责所在，身不由己。冲突就在所难免。
当然，城管之所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除了一些城管队员执法方法简单粗暴、常常以势以权压人外，一些都市媒体，往往抓住个别恶性案例大做文章，无疑也起了煽动民情、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谭知耕看来，媒体对负面现象进行报道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反映情况，促使相关部门纠正、解决问题、化解社会矛盾，而不能为揭露而揭露。更不能为了新闻效果放弃社会责任，推波助澜，使问题复杂化，矛盾尖锐化，反而不利于事情的解决。
实话说，对于纪小川的这篇时评，谭知耕是欣赏的。首先，是它的立意正面；其次，是文章有深度。文章不仅客观地分析了各方的苦衷、产生的后果、造成的影响，而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比如，文章建议，在全市集中规划几个摆摊场地，并建立相应的卫生管理制度。虽然其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还值得认真探讨，但思路很可取。
但谭知耕明白，如果公开发表此文，就很可能引起大的社会争议，把媒体的眼球再一次聚焦到这一敏感的话题上。话题一旦展开，由此及彼，就很难把舆论局限在某一方面、某一层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无法预料。
在谭知耕的心里，现在的社会太敏感，也太脆弱了。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形成群体性恐慌事件。例如日本大地震后全国发生的“抢盐风潮”，以及前不久一个地震谎言导致云滨几万市民深夜露宿街头的闹剧，都很能说明问题。这些年来，很多重大新闻事件，就是由一个点波及到面，由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的。
因此，理智告诉谭知耕，纪小川的这篇时评，还是应该遵循“慎重原则”不发表为好。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把文章推荐给市里相关领导或部门。同时，也准备抽时间与沈洁茹和纪小川谈谈，讲清道理。
然而，还没等谭知耕抽出时间，沈洁茹和纪小川就先后找上门来了。
沈洁茹的话说得很直白，谭总，纪小川的文章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发稿？谭知耕冷着脸说，沈主任，你也算是老新闻了，应该知道为什么不能发？
沈洁茹赌气地说：
“我不知道！”接着语带嘲讽，脱口而出，“请问谭总，是不是因为《云滨日报》是党报，所以只能唱赞歌、涂胭脂？
“混账话！”
谭知耕一下子火了，眼睛瞪着沈洁茹，低声呵斥，“你沈洁茹就是这么个素质？你好好想想，小纪的这篇稿子发了会有什么后果？这跟是不是党报有什么关系？”
说到这里，谭知耕停顿了一下，又说：
“党报怎么了？党报与都市报的区别，就在于它对社会的稳定发展负有更大的责任。你想过没有，小纪的这篇时评一旦发表，就很有可能会引起大的社会争议，后果可能是我们无法预料、也无法控制的。”
沈洁茹张了张口，无言以对。
想想，谭知耕的话确实不无道理。如果一旦出现严重后果，不仅报社会受到严厉的责任追究，就是作者本人也会受到影响。这么一想，沈洁茹便讪讪退出了谭知耕的办公室。